袁世凯“废府存县”改名，导致大量地名被改，出现府县换名的现象

看看中国的历史，我们常常会感慨：中国的地名更改实在频繁得让人眼花缭乱，甚至接近无序和滥改。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例，它曾先后被称作蓟、渔阳、涿郡、幽州、燕京、大都、中都、南京、北平、京师、北京等近十个不同名字。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，几乎没有几个城市能做到从古至今地名一直未变，屈指可数。

那么，为什么中国会如此热衷于频繁更改地名呢？这背后与中国封建王朝的“改天易命”思想密切相关。古代人相信“天命”会随着朝代更替而转移，因此新的朝代建立，意味着天命的变化，地名也必须随之调整以体现新的政权和秩序。

此外，行政区划的不断改革也是地名频繁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汉朝实行州、郡、县三级制度，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单位。隋朝废除郡，改为州统县，实际上州的职能接近以前的郡，因此全国范围内地名产生了大规模调整。唐朝则实行道、州、县三级制度，宋朝变为路、府、州、县四级制度，地名随之变化。元朝采用实省、路、府、州、县五级制度，而明清两代则实行省、府、县三级制度，地名再度发生变化。当然，通常行政制度相对连续的两个朝代之间的地名变化较小，比如秦汉、隋唐、宋元、明清几个历史阶段的地名相对稳定，但跨越这些阶段后地名就常常大幅变动。

历史告诉我们，秦汉时期的地名几乎在隋唐时期被全面更换。汉朝设立的十三州名字，到唐代基本转化为城市名称。唐代的地名又在宋朝时期几乎全部更改。宋朝地名则在明清时期被大规模替换。当然，这些地名的变迁是跨越数百年的渐进过程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中国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规模极为迅速的地名大调整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结束了清朝的统治。袁世凯在北京担任大总统，逐渐集权，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。1913年，他推行了一项名为“废府存县”的行政改革，即将原来的省—府—县三级体制改为省—道—县三级体制，废除了“府”的行政级别。这次改革被后世认为是失败的，因为“道”的管辖面积过大，一个省只有几个道，管理效率反而下降。府这一行政单位后来又以另一种形式回归，变成了今天的地级市。然而，袁世凯这次改革造成了全国地名的剧烈变化。

在清朝，府相当于现代的地级市，当时经常出现府与县同名的现象。比如贵州兴义府辖有兴义县，普安府辖有普安县，这就类似于现在长沙市下辖长沙县，南昌市管辖南昌县，遵义市管辖遵义县（后改为播州区）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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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废府存县后，许多府的名称被废除。以贵州为例，兴义府的府治所在地在今安龙县，兴义府降级为县后更名为安龙县，但兴义县的名称依然保留，这导致后来人们难以分清兴义和安龙的关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兴义地区及黔南州设立时，直接将兴义县选为首府，而安龙县成为其下辖县，造成了主次颠倒的现象。

同样，贵州的普安府治所在今日盘州，普安府降为县后更名为盘县，但普安县名称一直未变，很多人误以为清朝的普安府就是现在的普安县。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。

1914年，贵州开阳人朱启钤向袁世凯呈递了一份《拟改各省重复县名撮举理由分别说明请鉴核批示文》，并附有《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》。他提出要将全国重复的县名进行更改，于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名运动，全国共有127个县的名字被更改。

我认为，基于避免地名重复而进行适度更名的初衷是合理的，但若忽视了历史文化底蕴，盲目改动则是对地方文化的破坏。况且，全国某些县区名字重复，实际上影响并不大，毕竟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庞大。现如今，仍有少数县区名称相同的例子，比如贵阳和广州都有一个白云区。尽管如此，县级行政单位在命名时尽量避免同名，是更为理想的做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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